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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疫情下的助产士:感谢每个宝宝的平安降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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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生20开13。”2022年4月1日一早,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(“红房子医院”)助产士陆艺在朋友圈记录下浦西封控前一天的工作量。
每天早晨先为当日的产妇核酸采样,交接班后分别进入普通分娩室、隔离分娩室、手术室、负压手术室,这是一名助产士在上海疫情期间的典型日常。疫情封控期间,红房子医院两院区门急诊照常开放。3月30日,当生活在浦西的居民紧张储备物资、为封控做打算时,陆艺已经在院内闭环工作4天。

“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天是怎么熬过来的,是身边的这些产房姐妹们给了我力量~我们互相心疼~转身却又互相鼓励~此时此刻面对家人我的内心只有内疚~因为我无法给予他们任何帮助~接下来的日子~愿一切能慢慢走上正轨~疫情的拐点能够早日出现~愿所有人平安。”

那天的朋友圈最后,陆艺加上了一个寓意“平安”的红苹果表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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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环第九天,陆艺再次记录心情:

“你们因久封而待腻了的家~却是很多人想回却不能回的家~在医院封闭的第9天~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~回家的日子却是遥遥无期~我要我们一家人完完整整~平平安安~待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~”

以医院为家的日子里,陆艺同时担着两头的牵挂。4月中旬,上海疫情形势依然严峻,红房子医院需抽调一批医护前往公卫中心支援。陆艺报了名,然后告知丈夫。丈夫回复她:“支持么我肯定是支持你报名的,但是你要是真的被选去了,你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?”最终陆艺被安排留守医院。即使如此,到今天为止,她也已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家人。女儿用稚嫩的童声在视频里给她背起了诗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陆艺的家就在上海。封控时间延长,有人迫切想离家,有人迫切想回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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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之前,红房子医院杨浦院区共有46名助产士,一个月约有500-600名产妇在这里分娩。
据产房护士长毛丽萍介绍,上海进入封控管理后,家住浦东的建档产妇来院人数有所减少,但一些平时在浦西其他医院进行产检的孕产妇被分流转诊过来,因此,红房子在疫情期间实际接收的产妇数量不降反增。与此同时,院内医护人手减少,就意味着每个人承担着更大的工作量。“大家都勒紧裤腰带,尽量在保证临床安全的情况下,把人员使用最大化。”毛丽萍说。在保证产妇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又要确保防疫标准执行,助产士们面临的情况比以往更为复杂。以前,产妇在统一的产房生产,而现在,助产士需要去不同产房接生。由于隔离产房的产妇没有家属陪护,照顾大人和婴儿的压力同时压到了助产士身上。在隔离产房,助产士们必须全程穿着防护服。“我们助产士上去接生,出产房的时候防护服都能出挤水来,全是汗。”毛丽萍说。助产士的英文“midwife”一词源自古英语,“mid”与“with(和)”同义,“wif”与“woman(女性)”同义,组合起来的midwife,有着“和产妇一起”的陪伴意义。和产妇一起,意味着产妇的产程有多少小时,助产士就要在闷热的防护服里工作多少小时。事实上,发展到现代医学,接生只是一名普通助产士工作内容的局部——除此以外,剖宫产、急诊、抢救、产程观察、指导分娩、产护理巡回等,都是她们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。听胎心、观察产程、阴道检查,助产士要高度敏锐地进行胎心监护,识别出哪些正常、哪些异常——对于异常情况,守在第一道关的助产士有时先于医生做出判断。陆艺知道,一个妇产科医院的分娩室不能关闭,助产士一定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“如果我们在医院的这批人都倒了,那么谁来支撑分娩室呢?”4月21日,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透露,目前,上海市各助产医疗机构的门诊、急诊照常开诊,总体运行平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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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时期,产妇、胎儿与助产士共同经受考验。
为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,红房子产科不再能够满足所有产妇对家属陪护和导乐服务的需求。有一次,急诊接待了一名产妇,听说不允许家属陪伴,这名产妇一下就哭了。“我在医院看了这么久的VIP,住了这么久的特需病房,就是为了生的那一天有我老公可以陪我,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?”对此,产妇和助产士们都很遗憾和委屈。其实,陆艺很能理解产妇的心情:“换作是我,我也希望在最无助的时候有家人的陪伴。”疫情期间,助产士不再只是助产士,她们还要接过产妇家属的角色。由于流程更加复杂,原本只需要两个助产士配合的手术现在需要3-4名人手,这样一来,负责其他环节的助产士任务也变得更为繁重。闭环管理期间,在院的助产士按照“做一休一”的节奏工作,后援什么时候可以来接替还是未知数,“上班的人一度非常崩溃,觉得遥遥无期”。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可能给医院带来的风险,不少助产士选择放弃回家的机会。这个春天,一些情绪随着生活状态的突然改变而变得脆弱,在到达某个节点时可能爆发。在采访电话那头,毛丽萍声音有些哽咽。“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很痛苦,这个年龄,家里上有老下有小,我四十几岁,我爸妈七十几岁。四十几个助产士,就代表了四十几个家庭。”留给助产士们释放情绪的窗口有限,就像比赛中场休息的读秒一样,发泄一下、哭一场,产妇一来,她们就必须立刻回到应战状态。面对产妇,助产士们连声加油鼓劲:“再来再来再来再来!加油!”声音洪亮且振奋人心。她们一面接收产妇加倍的焦虑,一面还要输出正向的情绪支持。对于助产士群体来说,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强度的情绪消耗。密集的快节奏工作之下,陆艺在安静的时候容易破防。“会有点想哭,会很想家,有的时候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寝室,甚至跟家人打电话可能情绪就有点绷不住了。跟朋友之间聊聊天,有时候一下子就会哭出来。”尽管助产士们自认内心足够强大,但也有需要心理支援的时刻。一方面,工会心理小组为她们提供支持,另一方面,产房姐妹的“抱团取暖”见效也快。“产房每一个角色和岗位都非常重要,环环相扣,我们需要默契,需要和医生的配合,保证每一个环节都要以安全为前提。所以产房是大家的产房,没有大家就没有产房。”毛丽萍说。她们互相心疼,互相鼓励,然后继续坚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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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992年起,每年的5月5日被定为国际助产士日。还有不到十天,毛丽萍和陆艺等坚守抗疫一线的助产士们就将迎来第31个国际助产士日。分娩,是一名产妇妊娠历程的终点,同时也是新生儿脱离母体正式被纳入人类社会的起点。重重险境过关,迎接生命到来的那一刻,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?尤其在疫情期间。陆艺觉得,首先是踏实。“对于我们助产士来说,能听到新生儿第一声响亮的啼哭,比任何都来得重要。”她还想表达感谢,“感谢每个宝宝的平安降临,才让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变得更有意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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